荷蘭海牙應用科技大學教授 鄭美·范德維爾德 （趙一帆 攝）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人權研究院院長、教授 湯姆·茨瓦特 （趙一帆 攝）
本文介紹了一個開發(fā)中的項目，該項目旨在協(xié)調(diào)穆斯林身份和西歐社會的關系。該項目由海牙應用科學大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和烏特勒支大學聯(lián)合開發(fā)。
本文中的穆斯林，是指那些將伊斯蘭教視為自己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人。和中國的情況一樣，不存在所謂的“歐洲穆斯林”。盡管穆斯林們擁有同樣的信仰，但他們在許多方面并不相同。此外，術語“多數(shù)”實際上代表的是一種由群體和個人混合而成的產(chǎn)物，他們有著不同的特點、價值觀和背景。盡管如此，但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我們在本文的討論中將對少數(shù)和多數(shù)進行二元分類。
政客們與媒體打造了一種印象：穆斯林在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方面，存在著許多亟待改進之處。 他們常假設，擁有穆斯林身份和參與法治民主社會這兩點是格格不入的。之所以存在這種設想，是因為他們認為穆斯林對于婦女地位、同性戀和政教分離有自己獨特的觀點，而這些觀點會阻礙他們參與到民主社會中來。
按照這種觀點來看，社會參與就成為信奉某種價值觀的人的特權。為了加入這一類人，穆斯林需要放棄并替換某些價值觀。因此，參與需要由同化來實現(xiàn)。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了這種同化的責任，稱之為“更加活躍、有力的自由主義”。 依卡梅倫首相所言，自由的國家應當支持并促進某些價值觀的發(fā)展。這些價值觀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民主、法治、性別平等、種族平等和性取向平等。這些價值觀界定了一個自由社會，屬于這個社會就是相信這些價值觀。這種同化的需要也成為荷蘭移民加入聲明的基礎——2017年起，荷蘭移民將不得不簽署這一項聲明。這一聲明中包含的價值觀與卡梅倫首相的觀點相類似。
一些政客呼吁禁止某些穆斯林組織，特別是那些薩拉菲主義組織；他們基于的假設是，穆斯林不愿意與社會進行互動，且很容易受到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的煽動。這些政界人士還呼吁引入“彈性民主”或“激進民主”，這兩種民主會極力反抗威脅其存在的挑戰(zhàn)。 盡管德國憲法已經(jīng)建立了這樣一種激進民主制度，但歐洲其他國家的憲政體制對于這個概念依然陌生。
伊斯蘭和民主價值觀互不相容這一假設，產(chǎn)生于偏見，并沒有事實基礎。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各國進行的研究表明，許多穆斯林都通過“公民參與”的方式積極參與到了社會中來。 他們通過維持工作關系、參與志愿服務和為他們的鄰近地區(qū)投資，來展現(xiàn)誠意。
此外，許多穆斯林還積極參與到以宗教為基礎的社區(qū)協(xié)會中，如古蘭經(jīng)研究團體、學校和體育俱樂部。 批評者認為，這種自我組織會導致隔離和強制集中居住。雖然確實存在這樣的風險，但研究表明這些組織也提升了穆斯林的社會參與度。這些組織培養(yǎng)了成員的技能，成員可以以此為基礎加入其它組織；這些組織還將穆斯林社區(qū)與社會系在了一起。
研究還表明，穆斯林往往非常樂于參與到社會中去，而他們的宗教信仰就是驅動器。這些穆斯林在努力同時成為好穆斯林和好公民。 在他們看來，同為身為穆斯林和活躍的公民是毫無矛盾的。他們之所以沒有在兩者之間看到任何矛盾，是因為他們的信仰鼓勵他們參與社會活動。
但這些正面的研究成果在公共話語中并未起到任何作用。這可能是由于一個事實：宗教在自由主義現(xiàn)代社會中往往被視為非理性的東西，不應當在理性的社會中發(fā)揮作用。宗教的消亡是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一環(huán)，這一點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年輕的穆斯林則正在挑戰(zhàn)這一設想——他們在參與現(xiàn)代社會的同時，也珍惜自己的宗教身份。此外，盡管看似矛盾，但西方人生活的自由世俗世界也是由基督教信仰所塑造的。這意味著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長期對抗可能對此產(chǎn)生影響。 但如果年輕的穆斯林認為，他們的信仰與現(xiàn)代社會參與是可以相結合的——有充分的證據(jù)證明他們已經(jīng)成功做到了這一點——那么政客和媒體就該接受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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