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污名化往往是部族仇殺、宗教迫害、侵略戰(zhàn)爭乃至世間一切災難與不義行動的輿論先聲，人類歷經的慘不堪言之災難多發(fā)端于污名化。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基于無知和政治目的的污名化言論制造仇恨，撕裂抗疫共同體，是對人之尊嚴與價值、人類良知與正義的踐踏，也是對國際正義和國際人權憲章的挑戰(zhàn)。人權文化是人類攜手戰(zhàn)勝疾病、戰(zhàn)爭、恐怖主義等災難可以憑借的重要力量，實現(xiàn)后疫情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需要人們不斷反思人之尊嚴與價值，并在反思基礎上重建、厚植人權文化。
關鍵詞：污名化 命運與共 人權文化
人權文化是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結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人類彌足珍貴的財富，是世界和平、進步、繁榮的結果，也是人類繼續(xù)前行的基礎。近些年，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沉渣泛起，構成對人權文化的極大傷害。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五大洲命運與共的人們，都在盡己所能，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置生死于度外的專業(yè)人士逆行而上，與病毒展開生命爭奪戰(zhàn)；名不見經傳的無數(shù)小人物，或為抗疫需要或為家庭生計，穿梭險境，提供后援支持。這些事跡都情動山河，感人肺腑。但與這幅畫面極不協(xié)調的是，少數(shù)政客無視人類生命尊嚴，恣意踐踏人類良知，為了政治利益不時發(fā)表污名化言論，撕裂抗疫共同體，更有甚者刻意將新冠病毒與特定族群或地區(qū)關聯(lián)起來，散布謠言，制造仇恨。這類行為既是對人的價值的否定，也是對人性尊嚴的侵犯，更是對人權文化的玷污。這再次證明人類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比新冠病毒傳染性更強、危害更大的是政治病毒。打贏這場抗疫戰(zhàn)，需要爭執(zhí)者暫棄偏見、對抗者暫熄怒火、對壘者暫停爭斗，更需要秉持尊重生命和命運與共的意識；實現(xiàn)后疫情時代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需要人們不斷反思人的價值與尊嚴，并在反思基礎上重建人權文化。
一、“污名化”玷污人權文化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污名化往往是部族仇殺、宗教迫害、侵略戰(zhàn)爭乃至世間一切災難與不義行動的輿論先聲，人類歷經的慘不堪言之災難多發(fā)端于污名化。自視高人一等者，以自我為中心，以種族優(yōu)劣論或其他歪理邪說為根據(jù)，對其他民族、種族、國家或各種亞文化群體予以“標簽化”“污名化”“低等化”對待，是國際人權法禁止的歧視與仇恨行為得以滋生的歷史文化土壤。這一歷史源遠流長且根深蒂固，且很多時候是政治團體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實施的，借此為恃強凌弱、侵略殖民乃至種族滅絕渲染不義輿論氛圍并建構卑劣行動基礎。不用遙想久遠的野蠻時代，近百年來的人類歷史就曾有過最黑暗、最悲慘的一頁。20世紀上半葉，地球大半處于被殖民、被奴役之中，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兩度經歷慘不堪言之戰(zhàn)禍。納粹分子對猶太民族實行慘絕人寰的滅絕，日本軍國主義制造南京大屠殺，澳大利亞黑暗的“改造土著兒童”計劃一直執(zhí)行到1970年代。時至今日，非洲深處的部族屠戮仍時有發(fā)生。人類歷史上的丑惡，離我們今天竟然如此之近，而這些丑陋惡行的發(fā)生都是以污名化為開端的。為了消滅猶太民族，納粹分子編造了“雅利安人優(yōu)等論”；為了排華、瓜分東方，西方國家制造了“黃禍論”；為了殖民和奴隸貿易，侵略者和販奴者制造了“黑人極端劣等論”，各類污名不一而足。
值得警惕的是，類似上述散發(fā)著無知、野蠻、血腥的污名化論調，在今天并沒有徹底根除，而是變得更加隱蔽了，只要有了時機和機緣，又會甚囂塵上。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的污名化言行不單是可恥的、不道德的，同時也是對戰(zhàn)后文明成果的嘲弄、蔑視和諷刺，對共生共榮的人類大家庭而言是極其有害、危險的。更為嚴重的是，“‘污名化’造成的無形成本會在疫情得到控制后逐漸顯現(xiàn)，可能會導致人員失業(yè)、企業(yè)倒閉、經濟滑坡，并加大社會維穩(wěn)成本”。在人類歷史上，傳染性疾病引發(fā)的污名化怪象層出不窮。鼠疫在《伊利亞特》《俄狄浦斯王》《十日談》中被視為上天降罪的工具；1830年代的英國曾把霍亂和人格心理加以聯(lián)系，將其說成對淪落者、放縱者和骯臟者的詛咒與報應；麻風病則異化為道德敗壞和腐化墮落的象征；艾滋病更是背負著犯罪感和羞恥感，代表著身體與道德的不潔。這些使人深切體會到，比疾病更需克服和戰(zhàn)勝的是污名化背后的文化病毒，因為其不良后果將釀造更慘痛的人間悲劇。
污名化是對他者人之尊嚴與價值的否定，通過給他者貼標簽使其遭受排斥、歧視等待遇。“作為一種具有貶抑性的身份象征，污名的創(chuàng)造與運用具有強烈的價值色彩，其使某個或某類社會成員成為特定社會中的受排斥、遭壓抑的對象”。根據(jù)不同的分類標準，可對污名化作出多種劃分。從施污身份的角度，污名化可被分為他者污名化、自我污名化和媒介污名化。其中，他者污名化是指其他主體作為施污者對受污者的污名；自我污名化是指受污者自身內化的污名；媒介污名化是指社會媒介對受污者的污名。這幾種污名化彼此間并非獨立或割裂，而是有密切聯(lián)系。他者污名化習慣于經由媒介污名化發(fā)揮效用，而這兩者均有較大可能成為自我污名化產生的誘因或來由，甚至絕大多數(shù)自我污名化源于對他者污名化和媒介污名化的認同。如農民工、抑郁癥病人的自我污名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居民、身心健康者的消極評價所致。由此可見，他者污名化、媒介污名化具有更深層的消極作用，解決自我污名化問題必然要從根本上消除他者污名化和媒介污名化。從主體范圍的角度，污名化可被分為國家間的污名化、國內地區(qū)間的污名化、族裔間的污名化以及個體或組織間的污名化，等等。任何污名化都會塑造、加劇主體間關系的不平等性，并強化施污者的話語權，但不同污名化針對的關系類型存在差異。其中，國家間的污名化涉及國際關系，國內地區(qū)間的污名化影響地域關系，族裔間的污名化觸及種族關系，個體或組織間的污名化指向社會關系。其中，國家間污名化無非是“一國作為全球范圍的‘個體’存在，在他國的強勢話語之下被塑造出‘污名化’的話語表征”。例如，美國政府故意將新冠疫情政治化，在缺乏科學證據(jù)的情況下指責中國隱匿信息、混淆視聽，這顯然屬于國家間的污名化，其較之于其他污名化所波及的范圍更加廣泛、造就的影響更加深遠。與其不同，個別單位拒絕湖北籍人員復工復產屬于個體或組織間的污名化，如果該舉動擴大為整個地區(qū)的普遍做法，則演變?yōu)閲鴥鹊貐^(qū)間的污名化，其危害程度便會隨之加重。此外，從表現(xiàn)方式的角度，污名化還可被分為顯性污名化和隱性污名化，這兩種污名化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但不論是何種污名化，其都將造成危險的破壞效應，而這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
污名化現(xiàn)象具有快速蔓延和破壞力倍增效應?；趯θ诉M行差等優(yōu)劣好壞劃分的污名化破壞文明的思想和文化根基，進而形成對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公平正義觀念、倫理道德規(guī)范、政治法律構造的顛覆性破壞。污名化一旦成為一種認知，基于社會認知心理上的“從眾”規(guī)律，一方面會使得污名制造者所在群體的他者迫于壓力會強化此種認知，由于自己身處自認的優(yōu)勢群體之中，便會逐漸喪失道德的敏感性和可能的罪惡感，最終會徹底同化為污名化的贊同者、倡導者、推動者。對“滅猶”納粹暴行的大量社會學研究，就證明了此種可怕的“集體無道德負罪感”現(xiàn)象的生成過程；另一方面，污名化進程一旦在社會和人群中啟動，被污名化者基于“從眾”規(guī)律和認知的不斷強化記憶，也會逐漸喪失應有的理性思考能力，記憶與認知基本結構在無聲無息中同樣會被顛覆性改造。歷史上不斷呈現(xiàn)的被奴役者、被壓迫者、被污名化者表現(xiàn)出的“集體無意識”現(xiàn)象就是證明，尤其是污名化作為一場社會行動被強勢者借助國家機器推行的時候，甘愿、自愿、情愿被污名化現(xiàn)象就會在被污名化群體中快速蔓延開來，甚至其中的少數(shù)不愿被污名化者會成為本群體的異見者、另類者，遭到打壓排擠。污名化者和被污名化者兩股力量相促相進，污名之深度、烈度、強度會不斷倍增。
在現(xiàn)代發(fā)達的交通通訊技術支持下，污名化行進之迅速又非同尋常，其危害更是今非昔比。“必須承認，污名現(xiàn)象本身的復雜性是造成當下污名理論與實踐困境的根本原因。污名現(xiàn)象涉及軀體、心理、情感、認知、價值、制度諸多層面，與此相對應的，污名研究及其實踐也有待于個體、社會、文化等多元視角的整合以及跨學科的協(xié)作。”在疫情期間，對特定國家、特定地區(qū)和特定群體污名化在網絡空間中表現(xiàn)出了遠超病毒的繁殖能力、傳播能力和爆發(fā)能力，實令人驚悚不已，雖然由這波污名化所引發(fā)、在世界各地發(fā)生的仇恨歧視、暴力侵犯案件是零星的、個案的和非規(guī)?；摹＿@也就是說，從顯見層面看，這場污名化導致的直接的、暴力的危害可能不算大，但潛在的、長遠的危害卻是難以估量的。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其潛在的、長遠的危害不僅會使得被污名化者面臨被歧視仇恨和暴力侵犯的風險加劇，它同時也構成對看似強大的污名化者自身的道德風險和信用傷害。
二、人權文化是抵御災難的終極力量
人權文化是人類攜手戰(zhàn)勝疾病、戰(zhàn)爭、恐怖主義等災難可以憑借的重要力量。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公共衛(wèi)生治理遇到嚴峻挑戰(zhàn)，如何最大限度保障人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等權利，事關人權保護的重要命題。這種對人之境遇的關切早已超越國界疆域，凝聚著國際社會共同應對難題的強大合力。在此過程中，人權文化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引領作用，保障基本人權是取得抗疫勝利的關鍵。究其原因，人權文化以“共同善”的理念為根基，自始就已得到正當性檢驗，并蘊含關乎道德倫理的深厚內涵。人權的工具性價值意味著，抗擊疫情需要人權文化的力量支撐；人權的目的性價值決定著，抗擊疫情的過程就是人權保障的過程。對于抗擊疫情來說，人權文化既是出發(fā)點、又是落腳點，其始終呈現(xiàn)出善惡有別的鮮明姿態(tài)，保持著自身對正確價值觀念的貫徹與堅守。
從人類發(fā)展歷史來看，人權價值的確立是循序漸進、曲折前進的。文藝復興將“人”的地位提升到了“主體”的高度，啟蒙運動將“人的自由與權利”提升到了“目的”的高度，上世紀兩次慘不堪言之戰(zhàn)禍則將“人權”淬煉鍛造成了現(xiàn)代文明的基石。在人類久遠的追求和平的歷史上，戰(zhàn)爭一直是解決沖突的主要手段與工具，近乎每一幅歷史畫卷都是在戰(zhàn)爭的鐵砧上錘出來的。兩度戰(zhàn)禍和法西斯暴行玷污人類良知，使得人們認識到通過戰(zhàn)爭消滅他者、求得自存是不可能的，并認為基于對人的價值、尊嚴和人權的無視、污蔑是野蠻暴行的基礎，因而需要為國家之間、民族種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確立新的倫理法則，那就是將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建立于人的固有尊嚴和不移權利之上，以建立一個免于恐懼的和平世界。
身處文明世界的人們堅信其所宣揚的原則將把人類引向光明，這些原則包括：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理應受到尊重；人人不分種族、膚色、語言、國籍等因素理應受到平等對待且免于一切形式的歧視。一個免于恐懼的世界的維護，需要對上述原則的不斷追憶、不斷強化、不斷傳播，否則沉默的大多數(shù)就會成為強勢者污名化的犧牲品。“這個世界之所以對人類有意義，就是因為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中都想實現(xiàn)自身價值，并竭力主張人之為人的權利（即人權）?；谌说膬r值而形成的人權為每個人提供了生存與發(fā)展的內容，基于人權而主張的價值（即人權價值）為每個人提供了確證自身價值的方向，離開人權價值的實現(xiàn)就無法理解人類的生活世界。”雖然善良的人們一直堅信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但邪惡卻往往很容易被正義所包裝。這個世界的一個悖論是站在道德制高點的人往往是道德的最大破壞者。國際人權憲章是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但在現(xiàn)實的世界中，對他國人民的人權而言，它們卻往往是最大的破壞者、踐踏者、凌辱者，其根源就在于人權標準的雙重性，而人權標準的雙重性則根源于陰魂不散的種族主義和民族與文化的優(yōu)劣論。所以，對基于種族主義的、民族與文化優(yōu)劣論的污名化、標簽化，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始終面臨戰(zhàn)爭、犯罪、疾病等安全威脅。威脅會導致恐懼心理，恐懼會限制自由實現(xiàn)。只有在和平安全的條件下，才能使個人被賦予更多的權利和自由。避免陷入恐懼、維護和平安全，既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人權保障的現(xiàn)實目標。戰(zhàn)爭對人類文明的戕害和社會經濟的破壞已被歷史反復證明，沒有和平安全的國際環(huán)境，不但新的發(fā)展無法推進，以往的建設成果也會因戰(zhàn)亂而毀滅，人權遭到踐踏和侵犯更是在所難免。和平安全與人權文化緊密相連，不重視人權文化對共同價值的塑造、對人性尊嚴的關懷，就無和平安全可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世界人權宣言》的有力推動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近百個國家掙脫殖民枷鎖獲得獨立，統(tǒng)治世界長達數(shù)個世紀之久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為世界各國人民的權利保障開辟出廣闊前景。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深刻教訓與慘痛浩劫早已告誡人們，缺少基于現(xiàn)代文明培育的人權文化的指引，就沒有國際社會的持久和平與安全穩(wěn)定，更談不上全人類的繁榮富強與全面發(fā)展。
近年來，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但局部動蕩、武裝沖突等傳統(tǒng)安全問題依然存在，恐怖主義、環(huán)境污染、疾病擴散、非法移民等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愈發(fā)突出。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想要戰(zhàn)勝病毒這個人類公敵，唯有各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攜手維護全球公共衛(wèi)生安全，而不是想盡辦法抹黑、攻擊、打壓他國，借“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等歧視性表述從事污名化活動。“如果說法律上的歧視可以通過制定和執(zhí)行有關的立法立即消除，而事實上的歧視源于社會人群中固有的偏見以及物質財富的不均衡，則需要一個更長期的教育和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過程”。歧視既發(fā)于個人的行為和態(tài)度，還產生于現(xiàn)實的社會結構當中。對此，顯而易見的是，“人權的認可和保護對于世界和平的積極作用已是共識性的。隨著國際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人權已經成為打開國門、跨越國界的世界性權利。”人權是世界性權利，人權文化是全球性文化，其對于世界和平安全具有促進作用已成共識。反言之，漠視人權文化是破壞和平安全的根源，對人權文化的污蔑和輕視終將演變?yōu)橐靶U暴行，既玷污良心，又制造恐懼。當前國際社會暴露出的和平與安全問題，在本質上可被歸為人權問題，其通常伴隨著對基本權利的野蠻侵犯，在根源上則暗含著對人權文化的曲解和誤讀。因此，有力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要從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高度入手，要從宣揚和倡導人權文化的立場出發(fā)，以人權保護的方式來防范、化解矛盾糾紛，努力打造和平安全的國際環(huán)境。
不僅如此，人權文化還是當前疫后重建的方向指引，認真總結吸取此次防疫中的經驗與教訓，對于災后重建十分必要?？挂邔θ藱啾Ｕ系奶魬?zhàn)無疑是艱巨的，既要完善各項人權保障的協(xié)調機制，在將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置于首位的同時，保證對其他人權的制約處于合理限度內，還要對人權與公共利益做到統(tǒng)籌兼顧，以防因公眾不滿致使次生災害發(fā)生。在后疫情時期，人權保障工作則要做出及時調整，在保護生命權、健康權、安全權之際，還要有意識地向勞動權、受教育權、自由權等有所傾斜，其原理在于不同時空條件下各項權利的實現(xiàn)順序是有差異的，這離不開人權文化的正確引領。
在疫情結束之后，原有人權克減狀態(tài)逐漸結束，對勞動權、受教育權、自由權等的保護開始恢復正常。人權文化指引疫后重建所體現(xiàn)出的價值轉向受制于既定的社會條件。人權保障從來都不是天經地義的，而是有其客觀依據(jù)和實際要求，因為人權文化始終植根于具體的、現(xiàn)實的社會情境之中。就疫后重建而言，經濟復蘇固然迫在眉睫，但文化重建、信心重樹同樣不可或缺，而人權文化在其間扮演著關鍵角色。對于民眾來說，將美好生活付諸實現(xiàn)乃是最大的人權，“美好生活權是統(tǒng)領性的、概括性概念，安全人權、環(huán)境人權、數(shù)字人權則構成新時代人權體系的主要標志”。但不管怎樣，這要求人權文化既包含著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還反映出對平等公正的不懈追求，更展現(xiàn)了對民生工程的統(tǒng)籌安排。經歷這場疫情大考，人權文化將在艱難錘煉中接受檢驗、持續(xù)升華，帶領人們通過疫后重建走出困境，在未來彰顯出更大的生機與活力。
三、厚植人權文化以去污名化土壤
回顧世界歷史發(fā)展歷程，人類社會每次遭遇戰(zhàn)亂動蕩或疾病侵害時，不免會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訴諸歧視、仇恨言論，或煽動種族主義、仇恨排外等情緒，此次新冠疫情也不例外。新冠病毒的肆意傳播早已導致人的境遇趨于兇險，切勿再讓污名化變本加厲使之更加惡化。人權文化倡導人格尊嚴、自由平等、生命健康等基本權利保護，反對以任何名義實施污名化，而維護、厚植人權文化則要從這些方面著手努力。
在用人權話語構筑的制度體系中，對人格尊嚴的保護貫穿始終。因此，維護、厚植人權文化要以重申人格尊嚴保護為出發(fā)點加以落實。人格尊嚴保護乃現(xiàn)代法治理念的核心要義，但其被寫入法律規(guī)范和制度文件僅百年時間。人權發(fā)展歷史表明，人格尊嚴本身早已掙脫神學的束縛和羈絆，而著重強化人的主觀意識和自由理性，“在人格尊嚴這一概念中的‘格’無非也是強調享有‘主體性和尊嚴普遍性’之‘格’”。因此，不管對人格尊嚴持有何種反思或批判，可以肯定的是其終究占據(jù)著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與此同時，人權文化與人格尊嚴是密不可分的，人格尊嚴保護生發(fā)于人權文化之中，而人權文化又以人格尊嚴保護為要旨。人格尊嚴保護構成人權文化的確定性理由，人權文化則提供人格尊嚴保護的思想性給養(yǎng)。任何時期的人權文化都不能有人格尊嚴缺位的情況發(fā)生，而人格尊嚴更是后續(xù)其他基本人權衍生的根源所在，其他基本人權都是對人格尊嚴的具體細化。甚至可以說，整個人權文化演進史正是圍繞人格尊嚴這個主題鋪陳敘事的，人權實為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每個人基于人格尊嚴而擁有的普遍性權利。
在人權實踐中，有關生命權、健康權和安全權之保障將對人的關切作為價值導向和行動指南，在本質上則是對個人生來就享有人格尊嚴的積極承認。人格尊嚴關系到人權保障的正當論證，引領著人權保障的演化方向。反復申明人格尊嚴保障的重要意義，有助于鞏固人權保障既已達成的寶貴成果。依據(jù)對人格尊嚴保護采取的態(tài)度和方式，可以區(qū)分不同歷史傳統(tǒng)和地域范圍的人權文化。這里要澄清的是，人權保障從來都不是將抽象的人權思想文化簡單地投入到實踐運用中，而要緊緊把握人格尊嚴保護這一根基。否則，人權就會真正淪為人類文明虛構的烏托邦，而人權文化亦會遺憾地被束之高閣。人權擺脫宗教神學的桎梏，以顯揚人格尊嚴為顯著意旨。人格尊嚴對人權保障的證成性影響是由內而外的，并塑造著人權保障的制度性美德。其對個體的解放使其有能力更好參與公共生活，而不需額外預設其他價值前提。由是觀之，侵犯人格尊嚴就是危害人的價值，也是對人權文化的否定，而將人格尊嚴保護蘊含的道德考量放在首位，自然是塑造人權文化的題中之意。
扭曲的人權文化必定會將社會發(fā)展引入歧途，想要以人權文化去除污名化土壤，首要前提便是厘清人權價值的合理意涵。各國有差異，文化呈多元，才有世界的精彩。這個世界之所以多姿多彩，不僅是因為有競爭，更是因為人有悲天憫人之情懷。雖然當今世界基于發(fā)達的交通和網絡互聯(lián)已成為命運共同體，但畢竟主權國家仍是基本的行為單元，各國間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的競爭勢所必然，但競爭必須遵守基本的人類良知和國際法準則底線。殷鑒不遠的歷史已證明，故意的和不經意的污名化、仇恨歧視，都可能引爆敵意，使得包括國際法在內的世界“安全閥”體系瞬間失效，使得人類文明重回野蠻。所以，競爭不能是帶毒的競爭。這個世界要安全永續(xù)前行，競爭之外還需要不斷追憶人的價值、尊嚴與人權，厚植人權之智慧，普及人權之知識，昌明人權之文化，并且應當奉行基于“共同價值”的而非“雙重標準”上的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理念；唯如此，人類才有能力保持良知的提升、理性的成長和智慧的進步，才有能力安全度過重重艱難和險灘。在人類面臨著類似新冠病毒疫情共同災難時，心懷憫人情懷，方能驅散心魔?？鬃釉唬杭核挥?，勿施于人。污名化我者可謂人神共憤，但這不應成為我對他者污名化的正當理由。黃宗羲也有言：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為一己之不遇乎！在艱難中前行的中國，深深懂得人類命運與共，真正持久的和平與繁榮有賴于文化德性的彰顯。
人權文化離不開價值層面的涵養(yǎng)與培育，所以厘清人權價值的合理意涵勢在必行，但想要徹底解決污名化問題，最為直接的辦法還是要尋求人權制度的切實保護。然而，不管是國際人權公約，還是《世界人權宣言》，都沒有專門針對污名化的法律規(guī)定。作為區(qū)域性國際人權條約的《歐洲人權公約》，也極少被歐洲人權委員會和歐洲人權法院用于解決污名化問題。然則，反污名化有賴于形式意義上的有力推進，尤其是考慮到“二戰(zhàn)以后人權的全球化發(fā)展很大程度體現(xiàn)在其獲得了規(guī)范化的存在形式”。因此，我們建議聯(lián)合國推動通過《反污名化宣言》，盡最大努力破解不合理的定見、前見和偏見，為所有締約國及其管轄下的團體、組織和個體提供均等的國家尊嚴和發(fā)展機會。
四、結語
在這場百年不遇之重大災害來臨和應對中，我們已經認識到，今天的世界已經與疫情發(fā)生前不一樣了，而后疫情世界與當下的世界又將有所不同，許多地方的人們未來的日子可能會十分艱難。但是，我們仍然相信人性的光輝與力量。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基于無知和政治目的的污名化言論制造仇恨，撕裂抗疫共同體，是對人之尊嚴與價值、人類良知與正義的踐踏，也是對國際正義和國際人權憲章的重大挑戰(zhàn)。但是，我們仍然相信人權的力量，人權文化仍然能夠統(tǒng)攝現(xiàn)代社會生活諸領域。“基于人權文化而建構的現(xiàn)代秩序不過是歷史長河中人類的一種選擇，此種秩序選擇之所以在現(xiàn)代國家產生了普遍影響力，就是因為其奠基于最低限的道德共識之上，人權的基礎性規(guī)范，或曰核心原則可以從此道德共識中獲得說明”。人權文化或許是人類攜手戰(zhàn)勝疾病、戰(zhàn)爭、恐怖主義等災難所可以憑借的最終力量。取得抗擊疫情的早日勝利，實現(xiàn)后疫情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需要人們不斷反思人之尊嚴與價值，并在反思基礎上重建、厚植人權文化。
（齊延平，北京理工大學科技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曹晟旻，中國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后研究人員。）
關鍵詞：污名化 命運與共 人權文化
人權文化是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結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人類彌足珍貴的財富，是世界和平、進步、繁榮的結果，也是人類繼續(xù)前行的基礎。近些年，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沉渣泛起，構成對人權文化的極大傷害。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五大洲命運與共的人們，都在盡己所能，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置生死于度外的專業(yè)人士逆行而上，與病毒展開生命爭奪戰(zhàn)；名不見經傳的無數(shù)小人物，或為抗疫需要或為家庭生計，穿梭險境，提供后援支持。這些事跡都情動山河，感人肺腑。但與這幅畫面極不協(xié)調的是，少數(shù)政客無視人類生命尊嚴，恣意踐踏人類良知，為了政治利益不時發(fā)表污名化言論，撕裂抗疫共同體，更有甚者刻意將新冠病毒與特定族群或地區(qū)關聯(lián)起來，散布謠言，制造仇恨。這類行為既是對人的價值的否定，也是對人性尊嚴的侵犯，更是對人權文化的玷污。這再次證明人類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比新冠病毒傳染性更強、危害更大的是政治病毒。打贏這場抗疫戰(zhàn)，需要爭執(zhí)者暫棄偏見、對抗者暫熄怒火、對壘者暫停爭斗，更需要秉持尊重生命和命運與共的意識；實現(xiàn)后疫情時代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需要人們不斷反思人的價值與尊嚴，并在反思基礎上重建人權文化。
一、“污名化”玷污人權文化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污名化往往是部族仇殺、宗教迫害、侵略戰(zhàn)爭乃至世間一切災難與不義行動的輿論先聲，人類歷經的慘不堪言之災難多發(fā)端于污名化。自視高人一等者，以自我為中心，以種族優(yōu)劣論或其他歪理邪說為根據(jù)，對其他民族、種族、國家或各種亞文化群體予以“標簽化”“污名化”“低等化”對待，是國際人權法禁止的歧視與仇恨行為得以滋生的歷史文化土壤。這一歷史源遠流長且根深蒂固，且很多時候是政治團體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實施的，借此為恃強凌弱、侵略殖民乃至種族滅絕渲染不義輿論氛圍并建構卑劣行動基礎。不用遙想久遠的野蠻時代，近百年來的人類歷史就曾有過最黑暗、最悲慘的一頁。20世紀上半葉，地球大半處于被殖民、被奴役之中，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兩度經歷慘不堪言之戰(zhàn)禍。納粹分子對猶太民族實行慘絕人寰的滅絕，日本軍國主義制造南京大屠殺，澳大利亞黑暗的“改造土著兒童”計劃一直執(zhí)行到1970年代。時至今日，非洲深處的部族屠戮仍時有發(fā)生。人類歷史上的丑惡，離我們今天竟然如此之近，而這些丑陋惡行的發(fā)生都是以污名化為開端的。為了消滅猶太民族，納粹分子編造了“雅利安人優(yōu)等論”；為了排華、瓜分東方，西方國家制造了“黃禍論”；為了殖民和奴隸貿易，侵略者和販奴者制造了“黑人極端劣等論”，各類污名不一而足。
值得警惕的是，類似上述散發(fā)著無知、野蠻、血腥的污名化論調，在今天并沒有徹底根除，而是變得更加隱蔽了，只要有了時機和機緣，又會甚囂塵上。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的污名化言行不單是可恥的、不道德的，同時也是對戰(zhàn)后文明成果的嘲弄、蔑視和諷刺，對共生共榮的人類大家庭而言是極其有害、危險的。更為嚴重的是，“‘污名化’造成的無形成本會在疫情得到控制后逐漸顯現(xiàn)，可能會導致人員失業(yè)、企業(yè)倒閉、經濟滑坡，并加大社會維穩(wěn)成本”。在人類歷史上，傳染性疾病引發(fā)的污名化怪象層出不窮。鼠疫在《伊利亞特》《俄狄浦斯王》《十日談》中被視為上天降罪的工具；1830年代的英國曾把霍亂和人格心理加以聯(lián)系，將其說成對淪落者、放縱者和骯臟者的詛咒與報應；麻風病則異化為道德敗壞和腐化墮落的象征；艾滋病更是背負著犯罪感和羞恥感，代表著身體與道德的不潔。這些使人深切體會到，比疾病更需克服和戰(zhàn)勝的是污名化背后的文化病毒，因為其不良后果將釀造更慘痛的人間悲劇。
污名化是對他者人之尊嚴與價值的否定，通過給他者貼標簽使其遭受排斥、歧視等待遇。“作為一種具有貶抑性的身份象征，污名的創(chuàng)造與運用具有強烈的價值色彩，其使某個或某類社會成員成為特定社會中的受排斥、遭壓抑的對象”。根據(jù)不同的分類標準，可對污名化作出多種劃分。從施污身份的角度，污名化可被分為他者污名化、自我污名化和媒介污名化。其中，他者污名化是指其他主體作為施污者對受污者的污名；自我污名化是指受污者自身內化的污名；媒介污名化是指社會媒介對受污者的污名。這幾種污名化彼此間并非獨立或割裂，而是有密切聯(lián)系。他者污名化習慣于經由媒介污名化發(fā)揮效用，而這兩者均有較大可能成為自我污名化產生的誘因或來由，甚至絕大多數(shù)自我污名化源于對他者污名化和媒介污名化的認同。如農民工、抑郁癥病人的自我污名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居民、身心健康者的消極評價所致。由此可見，他者污名化、媒介污名化具有更深層的消極作用，解決自我污名化問題必然要從根本上消除他者污名化和媒介污名化。從主體范圍的角度，污名化可被分為國家間的污名化、國內地區(qū)間的污名化、族裔間的污名化以及個體或組織間的污名化，等等。任何污名化都會塑造、加劇主體間關系的不平等性，并強化施污者的話語權，但不同污名化針對的關系類型存在差異。其中，國家間的污名化涉及國際關系，國內地區(qū)間的污名化影響地域關系，族裔間的污名化觸及種族關系，個體或組織間的污名化指向社會關系。其中，國家間污名化無非是“一國作為全球范圍的‘個體’存在，在他國的強勢話語之下被塑造出‘污名化’的話語表征”。例如，美國政府故意將新冠疫情政治化，在缺乏科學證據(jù)的情況下指責中國隱匿信息、混淆視聽，這顯然屬于國家間的污名化，其較之于其他污名化所波及的范圍更加廣泛、造就的影響更加深遠。與其不同，個別單位拒絕湖北籍人員復工復產屬于個體或組織間的污名化，如果該舉動擴大為整個地區(qū)的普遍做法，則演變?yōu)閲鴥鹊貐^(qū)間的污名化，其危害程度便會隨之加重。此外，從表現(xiàn)方式的角度，污名化還可被分為顯性污名化和隱性污名化，這兩種污名化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但不論是何種污名化，其都將造成危險的破壞效應，而這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
污名化現(xiàn)象具有快速蔓延和破壞力倍增效應?；趯θ诉M行差等優(yōu)劣好壞劃分的污名化破壞文明的思想和文化根基，進而形成對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公平正義觀念、倫理道德規(guī)范、政治法律構造的顛覆性破壞。污名化一旦成為一種認知，基于社會認知心理上的“從眾”規(guī)律，一方面會使得污名制造者所在群體的他者迫于壓力會強化此種認知，由于自己身處自認的優(yōu)勢群體之中，便會逐漸喪失道德的敏感性和可能的罪惡感，最終會徹底同化為污名化的贊同者、倡導者、推動者。對“滅猶”納粹暴行的大量社會學研究，就證明了此種可怕的“集體無道德負罪感”現(xiàn)象的生成過程；另一方面，污名化進程一旦在社會和人群中啟動，被污名化者基于“從眾”規(guī)律和認知的不斷強化記憶，也會逐漸喪失應有的理性思考能力，記憶與認知基本結構在無聲無息中同樣會被顛覆性改造。歷史上不斷呈現(xiàn)的被奴役者、被壓迫者、被污名化者表現(xiàn)出的“集體無意識”現(xiàn)象就是證明，尤其是污名化作為一場社會行動被強勢者借助國家機器推行的時候，甘愿、自愿、情愿被污名化現(xiàn)象就會在被污名化群體中快速蔓延開來，甚至其中的少數(shù)不愿被污名化者會成為本群體的異見者、另類者，遭到打壓排擠。污名化者和被污名化者兩股力量相促相進，污名之深度、烈度、強度會不斷倍增。
在現(xiàn)代發(fā)達的交通通訊技術支持下，污名化行進之迅速又非同尋常，其危害更是今非昔比。“必須承認，污名現(xiàn)象本身的復雜性是造成當下污名理論與實踐困境的根本原因。污名現(xiàn)象涉及軀體、心理、情感、認知、價值、制度諸多層面，與此相對應的，污名研究及其實踐也有待于個體、社會、文化等多元視角的整合以及跨學科的協(xié)作。”在疫情期間，對特定國家、特定地區(qū)和特定群體污名化在網絡空間中表現(xiàn)出了遠超病毒的繁殖能力、傳播能力和爆發(fā)能力，實令人驚悚不已，雖然由這波污名化所引發(fā)、在世界各地發(fā)生的仇恨歧視、暴力侵犯案件是零星的、個案的和非規(guī)?；摹＿@也就是說，從顯見層面看，這場污名化導致的直接的、暴力的危害可能不算大，但潛在的、長遠的危害卻是難以估量的。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其潛在的、長遠的危害不僅會使得被污名化者面臨被歧視仇恨和暴力侵犯的風險加劇，它同時也構成對看似強大的污名化者自身的道德風險和信用傷害。
二、人權文化是抵御災難的終極力量
人權文化是人類攜手戰(zhàn)勝疾病、戰(zhàn)爭、恐怖主義等災難可以憑借的重要力量。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公共衛(wèi)生治理遇到嚴峻挑戰(zhàn)，如何最大限度保障人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等權利，事關人權保護的重要命題。這種對人之境遇的關切早已超越國界疆域，凝聚著國際社會共同應對難題的強大合力。在此過程中，人權文化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引領作用，保障基本人權是取得抗疫勝利的關鍵。究其原因，人權文化以“共同善”的理念為根基，自始就已得到正當性檢驗，并蘊含關乎道德倫理的深厚內涵。人權的工具性價值意味著，抗擊疫情需要人權文化的力量支撐；人權的目的性價值決定著，抗擊疫情的過程就是人權保障的過程。對于抗擊疫情來說，人權文化既是出發(fā)點、又是落腳點，其始終呈現(xiàn)出善惡有別的鮮明姿態(tài)，保持著自身對正確價值觀念的貫徹與堅守。
從人類發(fā)展歷史來看，人權價值的確立是循序漸進、曲折前進的。文藝復興將“人”的地位提升到了“主體”的高度，啟蒙運動將“人的自由與權利”提升到了“目的”的高度，上世紀兩次慘不堪言之戰(zhàn)禍則將“人權”淬煉鍛造成了現(xiàn)代文明的基石。在人類久遠的追求和平的歷史上，戰(zhàn)爭一直是解決沖突的主要手段與工具，近乎每一幅歷史畫卷都是在戰(zhàn)爭的鐵砧上錘出來的。兩度戰(zhàn)禍和法西斯暴行玷污人類良知，使得人們認識到通過戰(zhàn)爭消滅他者、求得自存是不可能的，并認為基于對人的價值、尊嚴和人權的無視、污蔑是野蠻暴行的基礎，因而需要為國家之間、民族種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確立新的倫理法則，那就是將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建立于人的固有尊嚴和不移權利之上，以建立一個免于恐懼的和平世界。
身處文明世界的人們堅信其所宣揚的原則將把人類引向光明，這些原則包括：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理應受到尊重；人人不分種族、膚色、語言、國籍等因素理應受到平等對待且免于一切形式的歧視。一個免于恐懼的世界的維護，需要對上述原則的不斷追憶、不斷強化、不斷傳播，否則沉默的大多數(shù)就會成為強勢者污名化的犧牲品。“這個世界之所以對人類有意義，就是因為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中都想實現(xiàn)自身價值，并竭力主張人之為人的權利（即人權）?；谌说膬r值而形成的人權為每個人提供了生存與發(fā)展的內容，基于人權而主張的價值（即人權價值）為每個人提供了確證自身價值的方向，離開人權價值的實現(xiàn)就無法理解人類的生活世界。”雖然善良的人們一直堅信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但邪惡卻往往很容易被正義所包裝。這個世界的一個悖論是站在道德制高點的人往往是道德的最大破壞者。國際人權憲章是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但在現(xiàn)實的世界中，對他國人民的人權而言，它們卻往往是最大的破壞者、踐踏者、凌辱者，其根源就在于人權標準的雙重性，而人權標準的雙重性則根源于陰魂不散的種族主義和民族與文化的優(yōu)劣論。所以，對基于種族主義的、民族與文化優(yōu)劣論的污名化、標簽化，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始終面臨戰(zhàn)爭、犯罪、疾病等安全威脅。威脅會導致恐懼心理，恐懼會限制自由實現(xiàn)。只有在和平安全的條件下，才能使個人被賦予更多的權利和自由。避免陷入恐懼、維護和平安全，既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人權保障的現(xiàn)實目標。戰(zhàn)爭對人類文明的戕害和社會經濟的破壞已被歷史反復證明，沒有和平安全的國際環(huán)境，不但新的發(fā)展無法推進，以往的建設成果也會因戰(zhàn)亂而毀滅，人權遭到踐踏和侵犯更是在所難免。和平安全與人權文化緊密相連，不重視人權文化對共同價值的塑造、對人性尊嚴的關懷，就無和平安全可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世界人權宣言》的有力推動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近百個國家掙脫殖民枷鎖獲得獨立，統(tǒng)治世界長達數(shù)個世紀之久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為世界各國人民的權利保障開辟出廣闊前景。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深刻教訓與慘痛浩劫早已告誡人們，缺少基于現(xiàn)代文明培育的人權文化的指引，就沒有國際社會的持久和平與安全穩(wěn)定，更談不上全人類的繁榮富強與全面發(fā)展。
近年來，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但局部動蕩、武裝沖突等傳統(tǒng)安全問題依然存在，恐怖主義、環(huán)境污染、疾病擴散、非法移民等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愈發(fā)突出。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想要戰(zhàn)勝病毒這個人類公敵，唯有各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攜手維護全球公共衛(wèi)生安全，而不是想盡辦法抹黑、攻擊、打壓他國，借“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等歧視性表述從事污名化活動。“如果說法律上的歧視可以通過制定和執(zhí)行有關的立法立即消除，而事實上的歧視源于社會人群中固有的偏見以及物質財富的不均衡，則需要一個更長期的教育和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過程”。歧視既發(fā)于個人的行為和態(tài)度，還產生于現(xiàn)實的社會結構當中。對此，顯而易見的是，“人權的認可和保護對于世界和平的積極作用已是共識性的。隨著國際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人權已經成為打開國門、跨越國界的世界性權利。”人權是世界性權利，人權文化是全球性文化，其對于世界和平安全具有促進作用已成共識。反言之，漠視人權文化是破壞和平安全的根源，對人權文化的污蔑和輕視終將演變?yōu)橐靶U暴行，既玷污良心，又制造恐懼。當前國際社會暴露出的和平與安全問題，在本質上可被歸為人權問題，其通常伴隨著對基本權利的野蠻侵犯，在根源上則暗含著對人權文化的曲解和誤讀。因此，有力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要從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高度入手，要從宣揚和倡導人權文化的立場出發(fā)，以人權保護的方式來防范、化解矛盾糾紛，努力打造和平安全的國際環(huán)境。
不僅如此，人權文化還是當前疫后重建的方向指引，認真總結吸取此次防疫中的經驗與教訓，對于災后重建十分必要?？挂邔θ藱啾Ｕ系奶魬?zhàn)無疑是艱巨的，既要完善各項人權保障的協(xié)調機制，在將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置于首位的同時，保證對其他人權的制約處于合理限度內，還要對人權與公共利益做到統(tǒng)籌兼顧，以防因公眾不滿致使次生災害發(fā)生。在后疫情時期，人權保障工作則要做出及時調整，在保護生命權、健康權、安全權之際，還要有意識地向勞動權、受教育權、自由權等有所傾斜，其原理在于不同時空條件下各項權利的實現(xiàn)順序是有差異的，這離不開人權文化的正確引領。
在疫情結束之后，原有人權克減狀態(tài)逐漸結束，對勞動權、受教育權、自由權等的保護開始恢復正常。人權文化指引疫后重建所體現(xiàn)出的價值轉向受制于既定的社會條件。人權保障從來都不是天經地義的，而是有其客觀依據(jù)和實際要求，因為人權文化始終植根于具體的、現(xiàn)實的社會情境之中。就疫后重建而言，經濟復蘇固然迫在眉睫，但文化重建、信心重樹同樣不可或缺，而人權文化在其間扮演著關鍵角色。對于民眾來說，將美好生活付諸實現(xiàn)乃是最大的人權，“美好生活權是統(tǒng)領性的、概括性概念，安全人權、環(huán)境人權、數(shù)字人權則構成新時代人權體系的主要標志”。但不管怎樣，這要求人權文化既包含著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還反映出對平等公正的不懈追求，更展現(xiàn)了對民生工程的統(tǒng)籌安排。經歷這場疫情大考，人權文化將在艱難錘煉中接受檢驗、持續(xù)升華，帶領人們通過疫后重建走出困境，在未來彰顯出更大的生機與活力。
三、厚植人權文化以去污名化土壤
回顧世界歷史發(fā)展歷程，人類社會每次遭遇戰(zhàn)亂動蕩或疾病侵害時，不免會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訴諸歧視、仇恨言論，或煽動種族主義、仇恨排外等情緒，此次新冠疫情也不例外。新冠病毒的肆意傳播早已導致人的境遇趨于兇險，切勿再讓污名化變本加厲使之更加惡化。人權文化倡導人格尊嚴、自由平等、生命健康等基本權利保護，反對以任何名義實施污名化，而維護、厚植人權文化則要從這些方面著手努力。
在用人權話語構筑的制度體系中，對人格尊嚴的保護貫穿始終。因此，維護、厚植人權文化要以重申人格尊嚴保護為出發(fā)點加以落實。人格尊嚴保護乃現(xiàn)代法治理念的核心要義，但其被寫入法律規(guī)范和制度文件僅百年時間。人權發(fā)展歷史表明，人格尊嚴本身早已掙脫神學的束縛和羈絆，而著重強化人的主觀意識和自由理性，“在人格尊嚴這一概念中的‘格’無非也是強調享有‘主體性和尊嚴普遍性’之‘格’”。因此，不管對人格尊嚴持有何種反思或批判，可以肯定的是其終究占據(jù)著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與此同時，人權文化與人格尊嚴是密不可分的，人格尊嚴保護生發(fā)于人權文化之中，而人權文化又以人格尊嚴保護為要旨。人格尊嚴保護構成人權文化的確定性理由，人權文化則提供人格尊嚴保護的思想性給養(yǎng)。任何時期的人權文化都不能有人格尊嚴缺位的情況發(fā)生，而人格尊嚴更是后續(xù)其他基本人權衍生的根源所在，其他基本人權都是對人格尊嚴的具體細化。甚至可以說，整個人權文化演進史正是圍繞人格尊嚴這個主題鋪陳敘事的，人權實為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每個人基于人格尊嚴而擁有的普遍性權利。
在人權實踐中，有關生命權、健康權和安全權之保障將對人的關切作為價值導向和行動指南，在本質上則是對個人生來就享有人格尊嚴的積極承認。人格尊嚴關系到人權保障的正當論證，引領著人權保障的演化方向。反復申明人格尊嚴保障的重要意義，有助于鞏固人權保障既已達成的寶貴成果。依據(jù)對人格尊嚴保護采取的態(tài)度和方式，可以區(qū)分不同歷史傳統(tǒng)和地域范圍的人權文化。這里要澄清的是，人權保障從來都不是將抽象的人權思想文化簡單地投入到實踐運用中，而要緊緊把握人格尊嚴保護這一根基。否則，人權就會真正淪為人類文明虛構的烏托邦，而人權文化亦會遺憾地被束之高閣。人權擺脫宗教神學的桎梏，以顯揚人格尊嚴為顯著意旨。人格尊嚴對人權保障的證成性影響是由內而外的，并塑造著人權保障的制度性美德。其對個體的解放使其有能力更好參與公共生活，而不需額外預設其他價值前提。由是觀之，侵犯人格尊嚴就是危害人的價值，也是對人權文化的否定，而將人格尊嚴保護蘊含的道德考量放在首位，自然是塑造人權文化的題中之意。
扭曲的人權文化必定會將社會發(fā)展引入歧途，想要以人權文化去除污名化土壤，首要前提便是厘清人權價值的合理意涵。各國有差異，文化呈多元，才有世界的精彩。這個世界之所以多姿多彩，不僅是因為有競爭，更是因為人有悲天憫人之情懷。雖然當今世界基于發(fā)達的交通和網絡互聯(lián)已成為命運共同體，但畢竟主權國家仍是基本的行為單元，各國間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的競爭勢所必然，但競爭必須遵守基本的人類良知和國際法準則底線。殷鑒不遠的歷史已證明，故意的和不經意的污名化、仇恨歧視，都可能引爆敵意，使得包括國際法在內的世界“安全閥”體系瞬間失效，使得人類文明重回野蠻。所以，競爭不能是帶毒的競爭。這個世界要安全永續(xù)前行，競爭之外還需要不斷追憶人的價值、尊嚴與人權，厚植人權之智慧，普及人權之知識，昌明人權之文化，并且應當奉行基于“共同價值”的而非“雙重標準”上的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理念；唯如此，人類才有能力保持良知的提升、理性的成長和智慧的進步，才有能力安全度過重重艱難和險灘。在人類面臨著類似新冠病毒疫情共同災難時，心懷憫人情懷，方能驅散心魔?？鬃釉唬杭核挥?，勿施于人。污名化我者可謂人神共憤，但這不應成為我對他者污名化的正當理由。黃宗羲也有言：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為一己之不遇乎！在艱難中前行的中國，深深懂得人類命運與共，真正持久的和平與繁榮有賴于文化德性的彰顯。
人權文化離不開價值層面的涵養(yǎng)與培育，所以厘清人權價值的合理意涵勢在必行，但想要徹底解決污名化問題，最為直接的辦法還是要尋求人權制度的切實保護。然而，不管是國際人權公約，還是《世界人權宣言》，都沒有專門針對污名化的法律規(guī)定。作為區(qū)域性國際人權條約的《歐洲人權公約》，也極少被歐洲人權委員會和歐洲人權法院用于解決污名化問題。然則，反污名化有賴于形式意義上的有力推進，尤其是考慮到“二戰(zhàn)以后人權的全球化發(fā)展很大程度體現(xiàn)在其獲得了規(guī)范化的存在形式”。因此，我們建議聯(lián)合國推動通過《反污名化宣言》，盡最大努力破解不合理的定見、前見和偏見，為所有締約國及其管轄下的團體、組織和個體提供均等的國家尊嚴和發(fā)展機會。
四、結語
在這場百年不遇之重大災害來臨和應對中，我們已經認識到，今天的世界已經與疫情發(fā)生前不一樣了，而后疫情世界與當下的世界又將有所不同，許多地方的人們未來的日子可能會十分艱難。但是，我們仍然相信人性的光輝與力量。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基于無知和政治目的的污名化言論制造仇恨，撕裂抗疫共同體，是對人之尊嚴與價值、人類良知與正義的踐踏，也是對國際正義和國際人權憲章的重大挑戰(zhàn)。但是，我們仍然相信人權的力量，人權文化仍然能夠統(tǒng)攝現(xiàn)代社會生活諸領域。“基于人權文化而建構的現(xiàn)代秩序不過是歷史長河中人類的一種選擇，此種秩序選擇之所以在現(xiàn)代國家產生了普遍影響力，就是因為其奠基于最低限的道德共識之上，人權的基礎性規(guī)范，或曰核心原則可以從此道德共識中獲得說明”。人權文化或許是人類攜手戰(zhàn)勝疾病、戰(zhàn)爭、恐怖主義等災難所可以憑借的最終力量。取得抗擊疫情的早日勝利，實現(xiàn)后疫情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需要人們不斷反思人之尊嚴與價值，并在反思基礎上重建、厚植人權文化。
（齊延平，北京理工大學科技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曹晟旻，中國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后研究人員。）
京公網安備 1101010200398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