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人權研究會、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共同主辦的第四屆“反恐、去極端化與人權保障”國際研討會13日在廣州舉辦，上百位中外學者圍繞“‘后真相’時代的反恐國際合作與權利保障”這一主題展開討論。
“反恐、去極端化是世界性難題。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中宣部副部長蔣建國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一些國家基于意識形態(tài)偏見和短期利益考量，搞選擇性反恐，致使國際社會至今尚未形成反恐、去極端化的強大合力。針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嚴峻挑戰(zhàn)，蔣建國提出三點建議：加強反恐合作，摒棄“雙重標準”；堅持打防結合，努力溯源除根；弘揚法治精神，切實保障人權。
中宣部副部長蔣建國在第四屆“反恐、去極端化與人權保障”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上致辭。（高同同 攝）
在研討會上，多位中外反恐與人權領域專家學者都提出同樣的看法，《環(huán)球時報》記者對研討會部分學者發(fā)言進行摘錄。
真相
為什么謀求污蔑中國的西方政客永遠無法在法庭上成功說服別人？
?。▊惗孛椎聽柸怂勾髮W國際法教授威廉·沙巴斯）:
我在這里只討論種族滅絕的問題，有些西方國家以各種形式給中國的行為貼上種族滅絕的標簽，但現(xiàn)實是否真如他們所說？
這涉及到法律和事實的問題。從事實層面講，我個人并不了解新疆的情況。我沒有去過那里，只能依靠那些聲稱新疆正發(fā)生種族滅絕的人所發(fā)布的報告。因此我嘗試著審查這些信息來源，判斷他們是否真的能證明種族滅絕正在發(fā)生，而不論其中指控的事實是否真實。
我重點關注其中三個信息來源，即2021年初紐林斯智庫（Newlines Institute）發(fā)布的報告、最新發(fā)布的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以及2021年1月英國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Essex Court Chambers）四名成員為“疆獨”組織出具的法律意見。
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根本毫無建設性。它在導言和內容摘要中稱新疆正發(fā)生種族滅絕。然而，它沒有一處試圖解釋這種說法的法律或事實依據(jù)，這是很膚淺的，其可信度約等于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所作的“中國制造了新冠病毒”的指控。這種處理方式只能再次印證，美國利用種族滅絕的指控，來追求經濟和軍事目標。
至于英國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的報告，該報告第127段稱，“目前沒有明確的證據(jù)表明有哪一方有肉體消滅維吾爾族人的意圖”，鑒于上述律所的報告經常被引用來支持“種族滅絕”指控，這一陳述無疑令人震驚。既然沒有明確的證據(jù)表明誰有意圖肉體消滅維吾爾族人，那么對“種族滅絕”做定性，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紐林斯智庫的報告對國際法中有關種族滅絕的定義作了闡述，卻頗具誤導性，與目前國際法的規(guī)定不一致。在該報告的第35頁和36頁討論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卻沒有將國際法院和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最新判決中有關種族滅絕罪定義的解釋考慮在內——而在腳注223處，報告卻聲稱依據(jù)來源于國際判例。此外，當種族滅絕意圖的證據(jù)是基于所謂的行為模式背后的推論時，這些推論必須能夠排除所有其他的推論。而紐林斯智庫的報告完全無法體現(xiàn)這一點。
我們現(xiàn)在談談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中的應受懲罰行為清單。前述三份報告中沒有一份能夠提出構成大規(guī)模殺戮的指控。既然不存在所謂的大規(guī)模殺戮，那么任何關于“存在肉體層面上摧毀一個群體的意圖”的推論便不攻自破。
第四種應受懲罰的種族滅絕行為，是采取措施阻止該群體的生育，人們已對它做了很多相關闡釋。中國對這一指控的回應是，維吾爾族人口一直在增長。我還沒發(fā)現(xiàn)有任何提出種族滅絕指控的報告對這一點有爭議。批評者所指控的，也是中國大方承認的事實：維吾爾人的出生增長率正在下降，但人口繼續(xù)增加。
70年前，非裔美國活動家們發(fā)起請愿，聲稱美國正在實施種族滅絕。《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之父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說，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美國的黑人人口正在增長。而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也說了同樣的話。有些人想要將計劃生育措施作為種族滅絕的證據(jù)，但就算把這項措施形容得多么強硬，都無法否認維吾爾族人口繼續(xù)增長這一無可爭議的事實。
我的結論是，許多指控中國做出應受懲罰的種族滅絕行為的證據(jù)是脆弱的或含糊的。其實若想證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規(guī)定的應受懲罰行為其實并不困難，難點只在于必須證明這種行為是為了從肉體上摧毀該群體。紐林斯智庫的報告對法律所作的討論是不充分的，完全回避了這一要求。而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的英國律師們承認了這個前提的存在，并認為它無法得到滿足。美國國務院則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
因此從整體上看，根據(jù)國際法，稱中國對維吾爾族存在種族滅絕罪行的理由都十分脆弱。這些理由的確可能說服那些謀求污蔑中國的西方議員或外交官，但它們永遠無法在法庭上成功說服別人。
由公司和游說團體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組成的“人權產業(yè)”歪曲了現(xiàn)實
（聯(lián)合國前高級人權專家阿爾弗雷德·德·扎亞斯）：
恐怖主義有幾種類型，我們不要忘記，除了非政府行動者實施的恐怖主義，還有所謂的國家恐怖主義，其形式包括不分青紅皂白的無人機襲擊，以及化學武器的使用。
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兩個基本原則是區(qū)分軍事和民事目標的規(guī)則和相稱性規(guī)則。北約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其他地方都違反了這兩項原則。
人們有理由問，理論上在民主國家，公眾可以要求領導人對這些事件負責，為什么還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答案很簡單——這些國家存在一個由公司和游說團體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組成的“人權產業(yè)”，這個產業(yè)歪曲了現(xiàn)實。一些國家通過提名或除名某些恐怖組織的做法玩弄政治，比如在2020年11月，美國將“東伊運”組織從恐怖組織中除名。
此外，商業(yè)媒體提供了虛假信息，壓制了關于美國犯下的戰(zhàn)爭罪和反人類罪的信息，并放大了美國地緣政治對手犯下的侵權行為。
探索
中國參與金融反恐國際合作的現(xiàn)狀與前景
?。ㄉ綎|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向力）：
資金是恐怖主義活動的生命線，國際社會在金融反恐領域的有效合作，能夠密切監(jiān)控恐怖組織的資金活動并切斷其資金來源，這被公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反恐手段。
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是當今世界上反洗錢和金融反恐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是金融反恐國際合作的最有力推動者。FATF專門致力于研究和制定反洗錢、反恐融資和反擴散融資的標準和建議，同時提升這三大領域法規(guī)和措施的有效實施。為此，F(xiàn)ATF對成員國是否達到建議要求的進展情況進行自我評估和互相評估。
中國2007年加入FATF之后，F(xiàn)ATF對中國先后發(fā)布了5份評估報告。中國在反恐、金融、國際合作、國際標準等領域，也制定了很多法規(guī)，加入了很多公約。比如，《刑法修正案（三）》第4條規(guī)定了資助恐怖活動罪；今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專門發(fā)布了《金融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監(jiān)督管理辦法》。另外中國執(zhí)法機構在大量案件中也在積極尋求正式和非正式的國際合作和法律協(xié)助。
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中國金融反恐國際合作法規(guī)的適用較為有限，對相互法律協(xié)助和引渡請求的反應時間較長，在恐怖融資的調查方面，較少使用國際合作和法律協(xié)助的渠道，較少從境外獲取信息。此外，監(jiān)管機構缺乏針對恐怖融資開展的專門國際合作，難以就受益所有權（Beneficial Ownership）信息（而這往往為恐怖融資提供可乘之機）進行交換。
未來，中國首先應增進洗錢和恐怖融資案件的信息交換，增加向國外對應機構的主動信息傳遞和合作請求。其次，中國應確保能以更快和更高效的方式開展合作，在相互法律協(xié)助方面改進程序，減少執(zhí)行收到的合作請求和發(fā)出合作請求的時間。再次，中國應考慮配置更多的資源幫助及時執(zhí)行相互法律協(xié)助中向中國提出的請求。最后，中國的相互法律協(xié)助請求應與恐怖融資風險的地域分布一致，同時確保能夠及時、充分地提供受益所有權信息。
反恐去極端化的國際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
?。ㄎ髂险ù髮W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院倪春樂）：
極端主義與暴力恐怖主義具有內在關聯(lián)性，極端化主要包括宗教極端化和個體極端化兩種形態(tài)。應當在立法層面將去極端化納入統(tǒng)一治理的軌道。
在國際經驗方面，各國的去極端化主要依循“極端化路徑的反制原理”;去極端化主要包含預防性去極端化管制和約束性去極端化矯治兩個內容。
域外一些國家在反恐法等專門立法中明確極端化的判斷標準，從而設計相應的對策，另一方面在更廣泛意義上將極端化納入仇恨犯罪立法規(guī)制范疇，加大治理力度。
較多國家都采取防御、恢復、安置相互銜接的政策措施體系來開展去極端化工作。應用心理疏導、宗教意識形態(tài)對話等措施，注重個性化評估指標體系的設計。
在話語體系上，應營造和構建安全供給與權利供給平衡的話語體系，擴大有效經驗的總結和成熟做法輸出，搭建去極端化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
合作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我們如何應對新的挑戰(zhàn)和威脅？
?。ǘ砹_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信息科學分析中心研究員加法羅夫·奧爾漢·埃爾漢諾維奇）：
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威脅是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之一，需要國際社會成員協(xié)調采取全面行動。這是因為，在世界迅速變化、國際安全和國際關系倡導去軍事化的背景下，恐怖組織正在迅速演變并適應這一現(xiàn)實。
在信息和通信技術廣泛傳播的當下，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巧妙利用當?shù)毓袼幍睦Ь巢⒉倏v他們的意識，打擊其表現(xiàn)形式變得越來越困難。極端主義組織的宣傳者通過博客圈設法吸引世界各地的弱勢群體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
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宣傳活動：它設法從世界不同地區(qū)招募人員加入其行列，即便喪失了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全部據(jù)點，薩拉菲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威脅也揮之不去。“伊斯蘭國”組織現(xiàn)在正試圖把非洲和亞太地區(qū)變得動蕩。歐洲和獨聯(lián)體的許多國家都面臨著武裝分子問題，這些人從中東返回自己國家，擁有戰(zhàn)場戰(zhàn)斗經驗。
在這個問題上，安全機構之間的數(shù)據(jù)共享是反恐斗爭的關鍵。一個數(shù)據(jù)共享反恐的例子是，俄羅斯國家反恐委員會創(chuàng)建了一個國際反恐數(shù)據(jù)庫，其他國家也可以加入其中。未來它有可能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反恐信息空間。
遺憾的是，并非所有提出各種倡議和項目，主張打擊恐怖主義、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國家都能考慮到當?shù)氐膶嶋H形勢。這些欠缺考慮的行為也說明，一些國際行動者正試圖將己方觀點強加給其他國家。
應對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需要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
?。β甯缒潞蹦蟻啚趵铿斅?lián)合會秘書長艾哈邁德·阿巴迪）：
技術與數(shù)字信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我們談論的是數(shù)字空間中每天傳輸?shù)某汕先f的信息，所以我們必須以新智慧應對不同維度上的挑戰(zhàn)。我們還要警惕領土上的威脅、武器化的威脅以及各種形式的襲擊等。此外，還有正在世界各處進行的洗錢活動。
同時，一些地緣政治聯(lián)盟一直在尋找機會和漏洞，轉讓經濟資源給服務于特定議程的極端主義團體。立法、法學、犯罪學和人權方面的問題也是需要被討論的，在這些方面我們需要強化意識，提升經驗。
還有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那就是目前各國的努力過于分散，因此收效甚微。我們需要在負責提高數(shù)字信息意識、進行數(shù)字信息觀察與跟蹤的情報機構間打造共同思考和協(xié)作的系統(tǒng)和空間，實現(xiàn)協(xié)同合作。
綜上，我們需要一套考慮周詳?shù)捏w系，其中包括成熟的立法、政治機構和完善的政治宣傳。在該體系下，我們才能全方位應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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