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解放戰(zhàn)爭時期，各解放區(q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深化與發(fā)展人權保障理念與思想，頒布了一系列人權法令及與之相關的施政綱領，并付諸實施。其內容既包括公民的政治權利，也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尤其是強調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的保障。解放區(qū)人權立法因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而具有戰(zhàn)時性、階級性的色彩，在歷史階段上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過渡的特征。解放區(qū)的人權立法對于當時的民主法治進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促進和宣傳作用，也為新中國建立之后的人權立法積累了經驗。這一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一個致力于為中國人民爭取人權的政黨，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引領中國人權建設不斷走向深入。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解放區(qū)人權立法 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 中國土地法大綱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頒布的人權立法是在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糅合中國傳統(tǒng)儒家哲學思想，同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結晶。該時期的人權法令既接續(xù)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人權法令的精髓，又具有獨特的時代特征，無論是在制度性突破還是內容的前瞻性上，無疑都是我黨人權建設歷程上的輝煌一筆。
一、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權立法的歷史背景
伴隨著抗日戰(zhàn)爭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中國革命形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各根據(jù)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都迎來了新的挑戰(zhàn)。作為鞏固法治、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根據(jù)地人權建設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議程。在國家主權喪失的年代，個體人權注定無從談起，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使得中華民族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與民族自決，看著戰(zhàn)后滿目瘡痍的祖國大地，中國共產黨對人權重要性的認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然而，當時執(zhí)政的國民黨，在1946年卻不顧民生疾苦，仍悍然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以破壞政協(xié)決議、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為目的，在內地則煽動反蘇反共，毒打民主和平奮斗之進步人士；在東北則有系統(tǒng)、有計劃地殺害抗日聯(lián)軍有功國家民族之將領”。隨著國民黨一系列反人權行徑的實施，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和平建國的構想被打破，廣大人民群眾也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zhàn)”的真實面目，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反抗情緒日益高漲。在各解放區(qū)，中國共產黨著手構建與新的革命時期相適應的革命法制以保衛(wèi)革命成果，尤其注重人權保障的立法。
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權立法的理論淵源
首先，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是人權立法的理論根基。“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創(chuàng)立不是空想，而是批判和構建的整合。”此前，資本主義人權觀認為“人權概念中的人，是一個幾乎沒有人性的抽象物，因為他已經放棄了所有構成人類個體的特征”，因而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鮮明地提出，人權中的“人”是“現(xiàn)實中的人”，對資產階級以“孤立的、抽象的人”為前提的人權理論進行了全面批判，強調將現(xiàn)實中的人作為考察歷史和法律的基點。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關注“生活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之下的現(xiàn)實的個人”，譬如作為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權的斗爭綱領的《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強調婦女、少數(shù)民族、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利益，注重保障勞苦大眾現(xiàn)實的生存權，其中蘊含的人權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集體主義人權觀”，致力于實現(xiàn)現(xiàn)實的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fā)展。
其次，毛澤東思想中的人權觀點為人權立法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指導。毛澤東同志1941年11月21日《在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陜甘寧邊區(qū)所實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這是毛澤東關于人權觀點較為明確和集中的體現(xiàn)，也是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始終堅持的人權立場的概括：堅持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是實現(xiàn)人權的根本保障，生存權是人權的首要內容，要建立民主政權，創(chuàng)制革命法制，充分保護人民的各項權利。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早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頒布了《陜甘寧邊區(qū)保障人權財權條例》，旨在宣示人權財權由法律賦予和保障。條例頒布同年，也就是1942年，延安發(fā)生了因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著名案件“學療人命案”，《解放日報》為此發(fā)表評論，批評了不重視人權的現(xiàn)象：“我們有的同志還不懂得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碼條件；還不曉得，隨便捆人押人是應該肅清的‘游擊作風’之一。”到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fā)揚了此前的人權經驗，開始將其進一步上升為黨的具體政策乃至政治制度，相繼制訂了《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中國土地法大綱》等一系列保障人權重要文件，全面保障解放區(qū)一億多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項人權。
此外，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人權法令也帶有中國傳統(tǒng)儒家哲學的烙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注定了中國與西方不同的人權發(fā)展路徑，盡管二者都將人權起源追溯到各自軸心時代的哲學思想并將其作為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極為重視人權問題，但以自然權利理論為基礎的西式人權觀并不能為解決中國人權問題提供給養(yǎng)。如何保障廣大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尤其是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是當時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真問題。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中國化，才能切實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出發(fā)，尤其是借鑒自先秦開啟的儒家傳統(tǒng)中的“民惟邦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德教為先”等“民本”和“教化”思想發(fā)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理念，例如《中國土地法大綱》規(guī)定的“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中規(guī)定的“實行減租增資與互助運動，改善人民經濟生活”“減輕人民負擔，整理財政，建立合理稅收制度，廢止差役”以及《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規(guī)定的“對犯法人采用感化主義”等等。這些人權文件的頒布，顯著提高了解放區(qū)人民生存權、發(fā)展權的保障水平，在解放區(qū)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
三、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人權立法的主要內容
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頒布的涉及保障人權條款的法令大致包括《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1946）、《東北民主聯(lián)軍布告長春全市切實保障人民權利》（1946）、《嫩江省施政綱領》（1946）、《興安省施政綱領》（1946）、《東北各省市（特別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綱領》（1946）、《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1947）、《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哈爾濱市人民政府禁止非法拘捕審訊及侵犯他人人權等行為的布告》（1948）以及《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1948）等。
這些人權立法的具體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權利，包括：保障人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選舉等政治權利和自由；保障人民人權、政權與財權，任何人不得非法侵犯；主張男女平權，尊重提高婦女社會地位，并適當對婦女之特殊利益予以照顧，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反對大漢族主義，實行各民族平等自治，允許少數(shù)民族自治政權在不與省憲抵觸的原則下可以訂立自治法規(guī)；在土地政策上實行耕者有其田，保護農民佃權；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對犯法者采取感化主義；發(fā)展公共事業(yè)，普及社會教育；等等。
以《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為例，其作為新民主主義民主政治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中國憲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方面，其規(guī)定了“人民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選舉各級代表，各級代表會選舉政府人員”“各級政府對各級代表會負責，各級代表對選舉人負責”，創(chuàng)造性地建立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為人民行使民主權利提供了憲法性保障；提出了禁止司法、公安機關以外的任何機關團體行使逮捕審訊之權，保證人民有控告失職之任何公務人員的權利；提出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的民族自治權；規(guī)定了保障政治權利行使的政府義務。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方面，其規(guī)定人民有免于經濟上偏枯與貧困的權利、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權利、民族平等、性別平等以及女性應得到特殊照顧等一系列權利，并且還明確了保障各項權利得以實現(xiàn)的具體執(zhí)行措施，如規(guī)定“人民有免于經濟上偏枯與貧困的權利，保證方法為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大量發(fā)展經濟建設，救荒救災，扶養(yǎng)老弱貧困”，“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權利，保證方法為免費的國民教育，免費的高等教育，優(yōu)等生受到優(yōu)待，普施為人民服務的社會教育，發(fā)展衛(wèi)生教育與醫(yī)藥設備”等。這份憲法性文件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民主政治建設和人權保障積累了大量有益經驗。
為了保障農民的生存權，中國共產黨制訂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吨袊恋胤ù缶V》是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公開頒布的第一個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在中國，土地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觀之中國古代史，歷朝歷代政權施政的核心就是土地問題，而導致政權更迭的因素也主要是土地問題。土地制度是關系到農民生存權的重大問題，黨的領導人早已深刻洞察到了這一規(guī)律，“誰贏得農民，誰就能贏得中國；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因此，中國共產黨“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農民獲得了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極大改善了農民的經濟地位和生存環(huán)境，農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得以保障，為充分享有和行使其他各項基本權利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和物質基礎。
四、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人權立法的制度特點
除了全面規(guī)定人民的基本權利，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人權立法中還有很多不同于一般人權立法的規(guī)定，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第一，解放區(qū)人權立法帶有戰(zhàn)時性色彩。為與內戰(zhàn)時期人民的人權保障要求相適應，解放區(qū)的人權立法中融入了許多具有戰(zhàn)時色彩的規(guī)定，以確保人民政權的穩(wěn)固。譬如《陜甘寧憲法原則》規(guī)定“人民有武裝自衛(wèi)的權利，辦法為自衛(wèi)軍、民兵等”；東北民主聯(lián)軍布告“反潰散之偽匪，自動向政府、衛(wèi)戍司令部或公安局交出武器悔過自新者，當本寬大政策予以自信之路，其怙惡不悛者，定予以嚴懲不貸”；各根據(jù)地注重肅清法西斯奴化教育，“徹底肅清法西斯殘余勢力，清算敵偽資財，嚴懲罪大惡極的日本戰(zhàn)犯及禍害東北人民的敵人爪牙——漢奸、特務，對認真悔過分子實行寬大政策”；興安省施政綱領規(guī)定“優(yōu)待軍人家屬，肅清土匪及一切破壞民主、破壞民族團結的反動武裝”。人權立法中的此類內容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特殊革命形勢下的產物，是建立真正保障人權的人民政權所需要的，體現(xiàn)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權觀點，有力推動了解放戰(zhàn)爭的革命進程和人權保護制度化的進展。
第二，解放區(qū)人權立法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摒棄了資產階級人權的永恒的、超階級的人權觀念，并不屑于去掩飾和否認人權的階級性，而是明確主張在階級社會和階級還沒消亡的社會中，人權的主體總是處于一定階級的人，人權立法總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和對一定階級有利的社會制度服務的。“工業(yè)無產階級人數(shù)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因而各根據(jù)地的人權立法都明確保護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人權。如注重改善工人生活條件與提高勞動效率，“實行增資減時，調解勞資糾紛，提高工人生產熱情”；“廢除‘勤勞奉仕’及‘勞工法’，建立合理勤勞制度”，以此來保障工人待遇。土地問題關乎農民生存權，故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是土地革命時期乃至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最迫切最廣泛的人權”。為此各根據(jù)地對土地問題格外重視，無一例外地將“耕者有其田”寫入相關法令，保障農民權利。并且糾正以往“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方針，改為“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對地主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對地主、富農的生存權也予以平等保障。
第三，解放區(qū)人權立法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政治轉向。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隨著對國民黨的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中國共產黨逐步從幕后走向臺前，接管地方尤其是城市政權。此時黨的工作重心發(fā)生了轉移，革命軍事行動逐步被政權行政活動所取代，命令式的軍事條令已經不再適應管理大城市的需要，人權法令出現(xiàn)了國家化、行政化的特征。其中一個重要表現(xiàn)就是在人權保障方面更加注重革命斗爭的秩序和程序，改變以往的軍事管理模式和游擊作風。比較有代表性的當屬《哈爾濱特別市政府布告——為禁止非法拘捕、審訊及侵犯他人人權等行為事》《豫皖蘇邊區(qū)行政公署訓令各級政府切實保障人權、嚴禁亂抓亂打肉刑逼供》《修正淮海區(qū)人權保障條例》等。以1948年4月13日頒布的《哈爾濱特別市政府布告——為禁止非法拘捕、審訊及侵犯他人人權等行為事》為例，其明確規(guī)定：“維護革命后方之治安……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秩序，亦為我民主政府之一貫方針?，F(xiàn)自衛(wèi)戰(zhàn)爭日益勝利，后方日益鞏固，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基礎，從而逐漸改善人民生活，必須更進一步地建立民主秩序，保障人權。”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首先，對拘捕審訊的主體作了規(guī)制，“禁止任何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商店拘捕、扣押、審訊、處罰、沒收等侵犯人權一切行為，違者，概以侵害罪論處”；其次，明確規(guī)定了犯人的控告權利，對于司法程序之外“召開帶有侵犯人權打人罰款等之任何斗爭會議”這種私自加刑或有辱犯人人格的行為，當事人有“向本府控告之權”；明確了各街區(qū)政府、公安分局所以及法院的職責，對各種程序進行了嚴格限制，“凡因民刑或特刑案件之必要，須進行傳訊、拘捕或住宅之搜索時，其執(zhí)行職務之人員，必須攜帶主管之司法或公安機關之傳訊、拘捕或搜索證，且被告人有索閱該項證件之權，無該項證件者，被告人亦得有拒絕其執(zhí)行職務之權”。此階段人權法令不僅保護人民的人權，也保護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人權，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也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刑事訴訟基本理念中的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原則。通過這些法令，各解放區(qū)政權明確了逮捕、審判等權力統(tǒng)一行使的原則并加以貫徹實施，從而逐漸具備了現(xiàn)代國家政權的基本面貌，這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為奪取全國政權成為執(zhí)政黨做好了制度上的準備。
五、結語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人權立法，是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符合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這些文件的頒布，為人民的政治自由與生命財產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極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同時為鞏固解放區(qū)的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共產黨奪取解放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建立人民政權提供了群眾基礎。從陳獨秀主張“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到李大釗在《孔子與憲法》中提出要創(chuàng)制“解放人權之憲法”，再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各階段不斷對人權理論進行發(fā)展與深化，中國共產黨一直致力于“為爭自由而戰(zhàn)，為爭人權而戰(zhàn)”。從籌備建黨之日歷經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直至今天，這一初心始終未曾改變。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以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為代表的從功用主義界定人權的“人權派”，還是僅以人權作為口號和標榜實則肆意踐踏人權的國民黨，都不能切實保障中國人民的人權，無法得到中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只有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始終將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最終開創(chuàng)了一條既符合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又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之路?；赝@段歷史，必然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人權和發(fā)展人權，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化國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圣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the liberated areas，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kept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ncepts and ideas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promulgated a series of human rights laws and related administrative programs，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The contents include not only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citizens but also their 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rights，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The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 has a wartime and class-based nature due to its social environment.It reflects the tran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a revolutionary party to a ruling party on the historical stage.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irecting，advancing，and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t that time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the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History prov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political party dedicated to fighting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Chinese people，and on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lead China's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to a deeper level.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Principles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The Outline Land Law of China
(責任編輯 孟濤)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解放區(qū)人權立法 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 中國土地法大綱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頒布的人權立法是在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糅合中國傳統(tǒng)儒家哲學思想，同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結晶。該時期的人權法令既接續(xù)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人權法令的精髓，又具有獨特的時代特征，無論是在制度性突破還是內容的前瞻性上，無疑都是我黨人權建設歷程上的輝煌一筆。
一、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權立法的歷史背景
伴隨著抗日戰(zhàn)爭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中國革命形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各根據(jù)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都迎來了新的挑戰(zhàn)。作為鞏固法治、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根據(jù)地人權建設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議程。在國家主權喪失的年代，個體人權注定無從談起，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使得中華民族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與民族自決，看著戰(zhàn)后滿目瘡痍的祖國大地，中國共產黨對人權重要性的認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然而，當時執(zhí)政的國民黨，在1946年卻不顧民生疾苦，仍悍然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以破壞政協(xié)決議、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為目的，在內地則煽動反蘇反共，毒打民主和平奮斗之進步人士；在東北則有系統(tǒng)、有計劃地殺害抗日聯(lián)軍有功國家民族之將領”。隨著國民黨一系列反人權行徑的實施，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和平建國的構想被打破，廣大人民群眾也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zhàn)”的真實面目，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反抗情緒日益高漲。在各解放區(qū)，中國共產黨著手構建與新的革命時期相適應的革命法制以保衛(wèi)革命成果，尤其注重人權保障的立法。
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權立法的理論淵源
首先，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是人權立法的理論根基。“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創(chuàng)立不是空想，而是批判和構建的整合。”此前，資本主義人權觀認為“人權概念中的人，是一個幾乎沒有人性的抽象物，因為他已經放棄了所有構成人類個體的特征”，因而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鮮明地提出，人權中的“人”是“現(xiàn)實中的人”，對資產階級以“孤立的、抽象的人”為前提的人權理論進行了全面批判，強調將現(xiàn)實中的人作為考察歷史和法律的基點。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關注“生活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之下的現(xiàn)實的個人”，譬如作為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權的斗爭綱領的《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強調婦女、少數(shù)民族、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利益，注重保障勞苦大眾現(xiàn)實的生存權，其中蘊含的人權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集體主義人權觀”，致力于實現(xiàn)現(xiàn)實的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fā)展。
其次，毛澤東思想中的人權觀點為人權立法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指導。毛澤東同志1941年11月21日《在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陜甘寧邊區(qū)所實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這是毛澤東關于人權觀點較為明確和集中的體現(xiàn)，也是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始終堅持的人權立場的概括：堅持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是實現(xiàn)人權的根本保障，生存權是人權的首要內容，要建立民主政權，創(chuàng)制革命法制，充分保護人民的各項權利。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早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頒布了《陜甘寧邊區(qū)保障人權財權條例》，旨在宣示人權財權由法律賦予和保障。條例頒布同年，也就是1942年，延安發(fā)生了因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著名案件“學療人命案”，《解放日報》為此發(fā)表評論，批評了不重視人權的現(xiàn)象：“我們有的同志還不懂得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碼條件；還不曉得，隨便捆人押人是應該肅清的‘游擊作風’之一。”到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fā)揚了此前的人權經驗，開始將其進一步上升為黨的具體政策乃至政治制度，相繼制訂了《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中國土地法大綱》等一系列保障人權重要文件，全面保障解放區(qū)一億多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項人權。
此外，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人權法令也帶有中國傳統(tǒng)儒家哲學的烙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注定了中國與西方不同的人權發(fā)展路徑，盡管二者都將人權起源追溯到各自軸心時代的哲學思想并將其作為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極為重視人權問題，但以自然權利理論為基礎的西式人權觀并不能為解決中國人權問題提供給養(yǎng)。如何保障廣大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尤其是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是當時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真問題。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中國化，才能切實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出發(fā)，尤其是借鑒自先秦開啟的儒家傳統(tǒng)中的“民惟邦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德教為先”等“民本”和“教化”思想發(fā)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理念，例如《中國土地法大綱》規(guī)定的“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中規(guī)定的“實行減租增資與互助運動，改善人民經濟生活”“減輕人民負擔，整理財政，建立合理稅收制度，廢止差役”以及《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規(guī)定的“對犯法人采用感化主義”等等。這些人權文件的頒布，顯著提高了解放區(qū)人民生存權、發(fā)展權的保障水平，在解放區(qū)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
三、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人權立法的主要內容
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頒布的涉及保障人權條款的法令大致包括《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1946）、《東北民主聯(lián)軍布告長春全市切實保障人民權利》（1946）、《嫩江省施政綱領》（1946）、《興安省施政綱領》（1946）、《東北各省市（特別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綱領》（1946）、《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1947）、《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哈爾濱市人民政府禁止非法拘捕審訊及侵犯他人人權等行為的布告》（1948）以及《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1948）等。
這些人權立法的具體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權利，包括：保障人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選舉等政治權利和自由；保障人民人權、政權與財權，任何人不得非法侵犯；主張男女平權，尊重提高婦女社會地位，并適當對婦女之特殊利益予以照顧，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反對大漢族主義，實行各民族平等自治，允許少數(shù)民族自治政權在不與省憲抵觸的原則下可以訂立自治法規(guī)；在土地政策上實行耕者有其田，保護農民佃權；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對犯法者采取感化主義；發(fā)展公共事業(yè)，普及社會教育；等等。
以《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為例，其作為新民主主義民主政治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中國憲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方面，其規(guī)定了“人民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選舉各級代表，各級代表會選舉政府人員”“各級政府對各級代表會負責，各級代表對選舉人負責”，創(chuàng)造性地建立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為人民行使民主權利提供了憲法性保障；提出了禁止司法、公安機關以外的任何機關團體行使逮捕審訊之權，保證人民有控告失職之任何公務人員的權利；提出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的民族自治權；規(guī)定了保障政治權利行使的政府義務。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方面，其規(guī)定人民有免于經濟上偏枯與貧困的權利、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權利、民族平等、性別平等以及女性應得到特殊照顧等一系列權利，并且還明確了保障各項權利得以實現(xiàn)的具體執(zhí)行措施，如規(guī)定“人民有免于經濟上偏枯與貧困的權利，保證方法為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大量發(fā)展經濟建設，救荒救災，扶養(yǎng)老弱貧困”，“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權利，保證方法為免費的國民教育，免費的高等教育，優(yōu)等生受到優(yōu)待，普施為人民服務的社會教育，發(fā)展衛(wèi)生教育與醫(yī)藥設備”等。這份憲法性文件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民主政治建設和人權保障積累了大量有益經驗。
為了保障農民的生存權，中國共產黨制訂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吨袊恋胤ù缶V》是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公開頒布的第一個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在中國，土地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觀之中國古代史，歷朝歷代政權施政的核心就是土地問題，而導致政權更迭的因素也主要是土地問題。土地制度是關系到農民生存權的重大問題，黨的領導人早已深刻洞察到了這一規(guī)律，“誰贏得農民，誰就能贏得中國；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因此，中國共產黨“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農民獲得了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極大改善了農民的經濟地位和生存環(huán)境，農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得以保障，為充分享有和行使其他各項基本權利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和物質基礎。
四、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人權立法的制度特點
除了全面規(guī)定人民的基本權利，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人權立法中還有很多不同于一般人權立法的規(guī)定，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第一，解放區(qū)人權立法帶有戰(zhàn)時性色彩。為與內戰(zhàn)時期人民的人權保障要求相適應，解放區(qū)的人權立法中融入了許多具有戰(zhàn)時色彩的規(guī)定，以確保人民政權的穩(wěn)固。譬如《陜甘寧憲法原則》規(guī)定“人民有武裝自衛(wèi)的權利，辦法為自衛(wèi)軍、民兵等”；東北民主聯(lián)軍布告“反潰散之偽匪，自動向政府、衛(wèi)戍司令部或公安局交出武器悔過自新者，當本寬大政策予以自信之路，其怙惡不悛者，定予以嚴懲不貸”；各根據(jù)地注重肅清法西斯奴化教育，“徹底肅清法西斯殘余勢力，清算敵偽資財，嚴懲罪大惡極的日本戰(zhàn)犯及禍害東北人民的敵人爪牙——漢奸、特務，對認真悔過分子實行寬大政策”；興安省施政綱領規(guī)定“優(yōu)待軍人家屬，肅清土匪及一切破壞民主、破壞民族團結的反動武裝”。人權立法中的此類內容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特殊革命形勢下的產物，是建立真正保障人權的人民政權所需要的，體現(xiàn)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權觀點，有力推動了解放戰(zhàn)爭的革命進程和人權保護制度化的進展。
第二，解放區(qū)人權立法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摒棄了資產階級人權的永恒的、超階級的人權觀念，并不屑于去掩飾和否認人權的階級性，而是明確主張在階級社會和階級還沒消亡的社會中，人權的主體總是處于一定階級的人，人權立法總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和對一定階級有利的社會制度服務的。“工業(yè)無產階級人數(shù)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因而各根據(jù)地的人權立法都明確保護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人權。如注重改善工人生活條件與提高勞動效率，“實行增資減時，調解勞資糾紛，提高工人生產熱情”；“廢除‘勤勞奉仕’及‘勞工法’，建立合理勤勞制度”，以此來保障工人待遇。土地問題關乎農民生存權，故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是土地革命時期乃至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最迫切最廣泛的人權”。為此各根據(jù)地對土地問題格外重視，無一例外地將“耕者有其田”寫入相關法令，保障農民權利。并且糾正以往“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方針，改為“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對地主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對地主、富農的生存權也予以平等保障。
第三，解放區(qū)人權立法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政治轉向。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隨著對國民黨的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中國共產黨逐步從幕后走向臺前，接管地方尤其是城市政權。此時黨的工作重心發(fā)生了轉移，革命軍事行動逐步被政權行政活動所取代，命令式的軍事條令已經不再適應管理大城市的需要，人權法令出現(xiàn)了國家化、行政化的特征。其中一個重要表現(xiàn)就是在人權保障方面更加注重革命斗爭的秩序和程序，改變以往的軍事管理模式和游擊作風。比較有代表性的當屬《哈爾濱特別市政府布告——為禁止非法拘捕、審訊及侵犯他人人權等行為事》《豫皖蘇邊區(qū)行政公署訓令各級政府切實保障人權、嚴禁亂抓亂打肉刑逼供》《修正淮海區(qū)人權保障條例》等。以1948年4月13日頒布的《哈爾濱特別市政府布告——為禁止非法拘捕、審訊及侵犯他人人權等行為事》為例，其明確規(guī)定：“維護革命后方之治安……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秩序，亦為我民主政府之一貫方針?，F(xiàn)自衛(wèi)戰(zhàn)爭日益勝利，后方日益鞏固，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基礎，從而逐漸改善人民生活，必須更進一步地建立民主秩序，保障人權。”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首先，對拘捕審訊的主體作了規(guī)制，“禁止任何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商店拘捕、扣押、審訊、處罰、沒收等侵犯人權一切行為，違者，概以侵害罪論處”；其次，明確規(guī)定了犯人的控告權利，對于司法程序之外“召開帶有侵犯人權打人罰款等之任何斗爭會議”這種私自加刑或有辱犯人人格的行為，當事人有“向本府控告之權”；明確了各街區(qū)政府、公安分局所以及法院的職責，對各種程序進行了嚴格限制，“凡因民刑或特刑案件之必要，須進行傳訊、拘捕或住宅之搜索時，其執(zhí)行職務之人員，必須攜帶主管之司法或公安機關之傳訊、拘捕或搜索證，且被告人有索閱該項證件之權，無該項證件者，被告人亦得有拒絕其執(zhí)行職務之權”。此階段人權法令不僅保護人民的人權，也保護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人權，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也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刑事訴訟基本理念中的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原則。通過這些法令，各解放區(qū)政權明確了逮捕、審判等權力統(tǒng)一行使的原則并加以貫徹實施，從而逐漸具備了現(xiàn)代國家政權的基本面貌，這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為奪取全國政權成為執(zhí)政黨做好了制度上的準備。
五、結語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人權立法，是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符合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這些文件的頒布，為人民的政治自由與生命財產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極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同時為鞏固解放區(qū)的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共產黨奪取解放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建立人民政權提供了群眾基礎。從陳獨秀主張“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到李大釗在《孔子與憲法》中提出要創(chuàng)制“解放人權之憲法”，再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各階段不斷對人權理論進行發(fā)展與深化，中國共產黨一直致力于“為爭自由而戰(zhàn)，為爭人權而戰(zhàn)”。從籌備建黨之日歷經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直至今天，這一初心始終未曾改變。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以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為代表的從功用主義界定人權的“人權派”，還是僅以人權作為口號和標榜實則肆意踐踏人權的國民黨，都不能切實保障中國人民的人權，無法得到中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只有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始終將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最終開創(chuàng)了一條既符合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又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之路?；赝@段歷史，必然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人權和發(fā)展人權，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化國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圣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the liberated areas，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kept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ncepts and ideas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promulgated a series of human rights laws and related administrative programs，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The contents include not only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citizens but also their 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rights，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The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 has a wartime and class-based nature due to its social environment.It reflects the tran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a revolutionary party to a ruling party on the historical stage.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irecting，advancing，and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t that time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the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History prov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political party dedicated to fighting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Chinese people，and on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lead China's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to a deeper level.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Principles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The Outline Land Law of China
(責任編輯 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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